赣州机场启用临时身份证明新办证系统

又如希腊宪法 2001 年修正案时增加一款规定个人有直接保护其个人信息的权利。

他对德沃金原则理论的批判主要是：第一，规则的全有全无的性质要成立，其前提是规则的例外是可以穷尽的，然而因为原则可能形成规则的例外，而且原则的反例无法穷尽，就使得规则的例外也无法穷尽，因此规则无法完全以全有全无的方式来适用。后者则须通过冲突法则来决定两个原则衡量的结果，同时运用衡量证成模式来排除衡量结果的恣意以使其具有合理性。

[13]参见张嘉尹：《法律原则、法律体系与法律概念》，《辅仁法学》第24期，第10-11页。也就是说，原则内容只能以或多或少的方式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而其实现程度的大小取决于法律和事实要件。二是规则无效，在这种情况下，该规则对案件的判决不起任何作用。[17]我国的莫纪宏教授提出了一种根据宪法精神出发的宪法解释方法，这就是从宪法的精神即从宪法条文中可以明显推导出来的依据来解释宪法条文的含义。原则解释法作为一种宪法解释方法，必须处理好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的关系和宪法原则与宪法原则的关系，前者除了进行强度上的比较外，还须从事形式原则上的衡量。

原则作为理想应然，需要其自身尽可能地实现，然而原则的实现却有赖于法律及事实的可能性，所以原则作为规范，仅要求法律及事实的可能性，尽可能实现其自身的内容，相对于此，规则作为实际应然，则只有履行或不履行这样两种情况。如果我们仅在规范维度来为法律原则排序，那么无论我们怎样精确地确定原则计算的数值，都会成为一种不及物的空洞的运算，难以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原则之冲突解决方案。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

这个重大的问题迄今尚未引起注意。[28]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利，并使这项权利长久不变，不仅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也是党一以贯之的农村经济政策。[14][15][16]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第53-55页，第93-95页。对农民房屋和土地的征收，仍然绕不开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本文最后一部分还将述及。对这个问题，制定1982年宪法时就有过讨论。

但是，如果中央人民政府要在地方修建一个用于国家重大活动的大型公共设施，并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房屋，这时候的公共利益就是国家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地方的公共利益了，中央人民政府既可以直接征收，也可以授权地方行政机关实行征收。[13]这里虽然揭示了新农村与城镇化的辩证关系，但是，新农村与农业的现代化毕竟是内容不同的两个概念，即使是城镇化带动的新农村，也未必是实现了现代化的新农村。[23]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新宪法修正案学习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173页。第一，我国迄今为止还是一个农业大国，九亿人还是农业人口，农村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的国情，不会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

比如，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在1999年就印发了《关于广东省2010年珠江三角洲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通知》，参见广东省政府网，1997年7月27日。温家宝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过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只要不是遇到类似国家和民族安危与稳定的严重情况，被征收人完全有权拒绝政府对其房屋或者土地的征收。然而，1982年宪法制定的时候，全国流行的一句话与今天的工业化、城镇化大不相同，那时叫做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就是宪法序言所确立的国家根本任务：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什么时候可以不征收呢？比如，可以采取征收以外的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就可以不征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并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

[22]党的中央全会做出的这一重要决定，在1999年宪法修改时被明确写进第8条，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所谓农业现代化，在很多地方实际就是把分散居住的农民赶走，搞一些所谓万亩良田之类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34但无论怎样解释，这个写法还是暴露出一个问题：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实行的征收，完全等同于宪法条文中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所实行的征收吗？如果不能等同，是否就涉及一个《物权法》条文违宪的问题呢？更有意思的是，几番周折后，《物权法》第42条第一款在继三审稿删去了国家后，又最终删去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用语：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而理论和实践中过度纠结于界定公共利益范围的根本原因，是各方面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过于拔高甚至神化了公共利益。其他如《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虽然与农村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也都没有对农业现代化方面的事项进行规范。根据宪法的这一要求，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是国家的根本任务之一。[24]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特别强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但这是对宪法规定的错误理解。

（三）侵犯了法律赋予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保证宪法确立的双层经营体制得到贯彻呢？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稳定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关键是稳定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并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同时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从根子上看，这既是一种夸大和神化公共利益的认识，也是对宪法有关征收条款中可以二字的错误理解。

[20]《南方报网》，2011年9月26日。[10]但是，这些提法并没有揭示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而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显然也不能说明就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

[32]这些情况都说明，在法治社会，公共利益并不是什么凌驾于合法个人利益之上的东西。重温他的讲话，是应当令人警醒的。

不仅是法律对宪法的表述缺乏系统的规定，即使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以及领导人的讲话，迄今似乎也没有对农业现代化提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实现的路径。而现在各级地方政府轰轰烈烈地打造的工业化、城镇化，本不应当与农业现代化发生多少必然的联系，却是以直接牺牲农民和农村的利益为代价的，其危及广大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长远发展，危及农业现代化这一宪法根本性任务的实现。比如，被征收人强烈反对甚至以死对抗的，就可以不征收。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上述诸多法律，用今天的眼光看，已经完全涉及所谓工业化、城镇化、城乡统筹等事项，都可以说与实现农业现代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搞这些化本身就是在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时至今日，对公共利益的讨论仍然未能达成共识，虽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界定了公共利益的范围，但显然是存在很大争议的。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宪法征收条款中的国家和公共利益所指究竟为何？据统计，宪法文本共有113处使用了国家二字，它的含义没有例外地是指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

[14]这个表述与前述江苏省省长有关三化同步的说法类似。[31]日本政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成田国际机场，想征收农民土地和房屋，但钉子户们抗争了40年，最终迫使首相谢罪。

其表现之二是认为，公共利益是大于或者高于个人利益的。还有，2010年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专门加上了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样时下很流行的提法，但就是没有提农业的现代化。

[12]但是，这个目标和做法也都不能说就可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二、强征行为损害和动了摇宪法、法律确立的农村经济制度（一）损害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宪法地位根据宪法第6条的规定，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一个单一制大国，征收基本农田或者35公顷以上的耕地，都须要国务院批准，这足以证明农村土地决不可以任何理由随意觊觎和染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得轻易动摇。[8]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

其表现之三是认为，只要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想拆就拆、想征收就征收，任何个人或者集体都必须服从。根据宪法第13条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据此，农户房屋包括城镇居民的房屋属于可以被征收的范围。

如果规定农村土地一律国有，除了动荡，国家将得不到任何东西。统是指土地、大型水利设施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统一行使管理权和经营权，以发展和完善社会服务体系。

[32]参见《日本成田机场钉子户抗争40年迫使首相谢罪》，《南方周末》网络版，2007年5月10日。序言所表述的工业化，也不是现在各地方所提出的工业化，而是工业的现代化，而且，宪法也没有将工业的现代化与农业的现代化联系起来，更没有把工业的现代化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手段。